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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魏晋南北朝政论蠡述

来源:beat365官网 2016-03-10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充满了阴谋、背叛与杀戮的大动乱时代,战祸、饥荒、瘟疫蔓延大半个中国。对统治者而言,社会的长期动荡,政局的极度不稳,来自外部的压力甚是强大,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得国灭身死的下场,他们必须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巩固政权、增强实力的政策和措施。在涉及国家政务决策方面,朝廷召议或群臣共商,以论辩的方式进行洽议者,亦非罕事。如西晋武帝时,朝廷召议公卿共论政道,《晋书·裴楷传》载: “平吴之后,帝方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与论政道。楷陈三五之风,次叙汉魏盛衰之迹。帝称善,坐者叹服焉。”再如《晋书·王澄传》载: “惠帝末,衍白越以澄为荆州刺史、持节、都督,领南蛮校尉,敦为青州。衍因问以方略,敦曰: ‘当临事制变,不可豫论。’澄辞义锋出,算略无方,一坐嗟服。”此乃西晋惠帝末,王衍与王澄、王敦互商方略之事。史书虽未详载其论政之内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共论政道、极谈世事、互商方略为谈辩之重要内容,形之于文,则各类谈政论军、议刑论礼之论应运而生。

  一、军政之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关系国家存亡者莫过于军政问题。因此,对军政问题各抒己见、攻辩论难者,亦有增长之势。政论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粲的《爵论》《儒吏论》《务本论》《难钟荀太平论》。在魏国初建,百废俱兴之时,”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王粲成为曹魏政权兴立礼仪制度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这几篇政论文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切实的政治主张。在军事方面,召集诸臣谈论军事、商讨计策者在史书中屡屡可见。《晋书·唐彬传》载: “( 唐彬) 初为郡门下掾,转主簿。刺史王沈集诸参佐,盛论距吴之策,以问九郡吏。彬与谯郡主簿张恽俱陈吴有可兼之势。沈善其对。又使彬难言吴未可伐者,而辞理皆屈。”王沈在晋初,不过一员刺史,并无军事决策权,伐吴之策亦非其可左右。召集诸参佐盛论”距吴之策”,似乎只是呈口舌之辩。唐彬与张恽本主吴有可兼之势,后被王沈说服,反过来主张吴未可伐,甚至到”辞理皆屈”的地步。此处虽然仅仅将军事作为谈资,亦反映了当时士人对军事的谈辩兴趣。

  二、礼制之论

  在古代,礼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名目繁多,《中庸》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尚书·尧典》称尧东巡守,至岱宗,曾”修五礼”,《尚书·皋陶谟》亦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之语,皆未言”五礼”究竟何指。《周礼·春官·大宗伯》始称五礼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从《隋书·经籍志》的《经部》著录看,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礼学的重视。据统计,《隋志》指明为魏晋人所作的礼学著作有 53 部 311 卷,其中,专论”丧服”者达 16 部,约占三分之一强; 属”论难”体者亦不少,如陈劭的《周礼异同评》、虞喜的《周官驳难》、吴商的《礼难》、范宁的《礼杂问》等。

  可见,礼学乃其时热门之论题。唐杜佑《通典》二百卷中,礼典占六十五卷( 即卷 41至卷 105) ,专述历代礼学的沿革,于魏晋礼学论著尤多。其中专载汉魏以来有关丧服议论的内容即达二十一卷,可见魏晋南北朝丧服学之精深。文章以通变的思想来评论王毖之事,认为”礼有经有变有权”,举《春秋》赵姬之事为据,证明”吉凶哀乐,动乎情者也,五礼之制,所以叙情而即事也”,批评张恽、刘卞、齐王、卫恒之论失之偏颇,为朝廷合理处理此事提出建议,亦为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该如何做予以主张。

  干宝此论由”后妻子应否为前母服丧”论及”称情与通理””尊经与权变”,亦即由形下事例之发端,而渐及形上通则之考量,体现出其抽象思辨能力之强,文章称”古之王者,有师友之礼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似乎亦有言外之意,而末尾称”使义风弘于王教,慈让洽乎急难,不亦得礼之本乎”,亦有其深意在。联系其《晋纪·总论》对西晋”风俗淫僻,耻尚失所”的批判则不难发现其借论王毖之事而抒内心愤慨之意图。当旧礼已渐无法规范新时代之行为举止时,于吉、凶、军、宾、嘉诸古礼当如何遵循,乃引发士人之热烈讨论。

  因此,拘守礼文的旧派与妙从礼意的新派之论争在所难免,《世说新语·言语》64条载: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 ‘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 ‘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听讲《礼记》犹能有”咫尺玄门”之感,其所论虽未关至极妙道,却也不难发现其理路已非汉儒所宗,当受玄风影响。

  三、肉刑之论

  肉刑是古代酷刑之一,《书》云: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灭趾之法。这是一种依据犯罪类型及其情节轻重而对身体施以摧残的刑罚。肉刑之争源自西汉文帝时期,《汉书·刑法志》载:”( 文帝) 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 ‘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 ‘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 ‘制诏御史: 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 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 ……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 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于是下令废除肉刑改以他刑替代。文章从天垂象言起,认为圣人法天而为礼刑。天之为岁,先春而后秋,君子治天下,则先礼而后刑。刘师培称: “东汉论文,如延笃《仁孝》之属,均详引经义,以为论断。其有直抒己意者,自此论始。魏代名理之文,其先声也。”文章没有引经据典,直接言理,行文顺畅而颇具说服力。

  四、考课之论考课是与选举或考核人才有关的一种课题,与政治有直接关系。建安之后,天下兴兵,三国鼎立,士流播迁,欲征源流,严行察举,已不甚可能。故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为朝廷选用不尽人才,乃倡立”九品官人之法”,主张”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于是,吏部审核人才的权力便转移到中正官的身上。自魏明帝太和之后,俗用浮靡,递相标目,各地中正兼采浮华虚誉,而少取决于功绩,吏部尚书卢毓针对这些弊端上疏曰: “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久废,而毁称相进退; 故真伪混杂也。”

  明帝遂诏令卢毓作考课法。《三国志》卷 22《卢毓传》载: “时举中书郎,诏曰: ‘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 ‘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至于卢毓是否制定考课法,史籍不明。

  终魏晋之世,考课成为重要的论难话题,虽然仅傅嘏《难刘劭考课法论》以论为名,其他均为议或疏,但由此亦可见其时考课之辩的盛行。南朝刘宋之周朗、谢庄、齐之骆宰等均有疏表论及考课之法,但论难之风已渐息。

  综观这几次考课之论难,可以发现,在个人受诏制定考课之法后,由群臣讨论其能否实施,皇权并未强行推行。也正因为皇权没有强制干涉,而使众臣针对考课之利弊进行论难,促使论难之风盛行,使考课成为论体文的题材内容。北朝后魏孝文帝太和中下诏: “三载考绩,自古通经; 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宣武帝时颁布多个考课法令,高阳王雍、徐州刺史萧宝夤等均有上表,谈及考课之制。但北魏的考课令文与考格都由皇权强制推行,而不再经过群臣议论,因此,其时关于考课的论辩亦未兴起。由此可见,论辩风气是否能兴起与统治者能否提供自由言论的权力密切相关,一言堂的形成是扼杀百家争鸣的刽子手,大一统思想的统治是禁锢人们自由思想与言论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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