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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唐代“太常四部乐”考释

来源:beat365官网 2016-03-10

  

  唐代太常四部乐在《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等相关重要文献中有记载,但记录不详,这为后来唐代音乐史研究者从事这一方面的探讨带来诸多不便,甚至造成片面理解。然而太常四部乐作为与九部伎、十部伎,坐、立二部伎并列的一项中晚唐重要音乐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 1) 它不仅建构和完善着唐代的乐部体系,而且通过这种乐部体系在某些方面的继承、交叉及嬗变( 乐器、乐人、乐制等诸层面) ,可以窥见有唐一代在政治背景和音乐制度合力作用下所体现出的音乐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联; ( 2) 唐太常四部乐和宋教坊四部乐之间的间接传承关系及其影响下的传承特点及规律。

  因此,在对唐太常四部乐的性质、乐部名称、传承规律未达成统一共识的今天,重新将此项研究提上议程,就显得极具必要性。在太常四部乐性质问题的认识上,岸边成雄将其认为是将太常寺所属乐器分类的一种制度; 王小盾亦认为是一种对太常寺所掌乐器进行分类的制度,流行于唐宋两代; 张国强认为太常四部乐并不是作为乐器分类法而存在,而是承担了宴享乐的功能,有着类似于唐代多部乐的性质,但分类标准不同于多部乐; 刘洋结合南诏四部乐与《乐府杂录》、《乐书》中对龟兹部、胡部、鼓笛部中乐器构成的叙述,认为唐太常四部乐的乐队之乐器配列法的功能远大于乐器分类法的功能,并认为其是四种不同风格、类别的乐队组合形式,各乐部既能独立使用,亦相互配合或混合使用。

  考诸龟兹部、胡部、大鼓部等所用乐器,各乐器的使用上有诸多重复,显然按照古代的”八音分类法”或是西方通用的”体鸣乐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气鸣乐器”四分法对太常四部所用乐器进行分类是不够合理的。对太常寺所用乐器进行分类的制度一说显然有其片面性所在,至少这种说法不够全面、缺少严密性。张国强、刘洋对太常四部乐性质的所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更全面。在太常四部乐各乐部内容问题的认识上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 龟兹部、胡部、鼓笛部、大鼓部。持此种观点的是岸边成雄、刘洋。( 二) 龟兹部、胡部、鼓架部( 鼓笛部) 、鼓吹部。持此种观点的是王小盾。( 三) 龟兹部、胡部、大鼓部、鼓吹部。持此观点的是孙晓辉。( 四) 龟兹部、法部、鼓笛部、云韶部。持此种观点的是黎国韬。( 五) 龟兹部、胡部、大鼓部、军乐部。持此观点的是穆渭生。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几种不同观点,究其原因,主要是: ( 1) 文献资料短缺所致。在唐代的官方文献中,没有明确的太常四部乐之各乐部的记载,仅出现零星的个别字眼的四部乐、太常四部乐等,且在演出场合上,记载不够详细,造成不同学者的不同理解。( 2) 在对文献把握的侧重点、推论方法、角度及方式上的差异所致。岸边成雄着眼于在分论各部及其关系上,侧重于南诏四部乐及其各乐部乐器使用上的对比; 王小盾着眼于各乐部包括九、十部伎、二部伎及太常四部乐在不同政治背景下功能的转化,在文献资料上侧重于《乐府杂录》所载九部乐中”诸乐之部”和”太常四部”的分立而得出另一种结论; 黎国韬侧重于时间顺序上的反推法,即利用历史上的传承性和延续性,由宋教坊四部乐而确定唐太常四部乐的方法,故得出另一种不同结论; 穆渭生立足于太常四部乐的产生原因、政治性质及礼仪功能的框架内,对大鼓部已有但未著于乐令进行考证,兼及鼓吹部、凯乐部及南诏军乐部所用乐器进行纵向对比,得出”南诏四部乐”是以”太常四部乐”为蓝本的仿制品的结论。

  综上所述,唐太常四部乐在内容上主要由龟兹部、胡部、大鼓部、鼓吹部组成。从出现时间及变迁上看,最初于唐中期出现,五代后晋时期转移教坊贴部,宋初被北宋教坊四部乐所继承并产生变化。从其与南诏四部乐的联系看,与南诏四部在乐部及乐器使用上存在重合和一定之关联,互相影响。在机构管理上,唐太常四部乐最初由太常寺管理,至五代后晋时期,转交教坊贴部管理,北宋时在名称上变为教坊四部乐,由教坊管理。这种机构上的转移不仅说明晚唐五代以来,教坊在管理及功能上的扩大化,更说明宋教坊性质上正进行着典雅性和仪仗性的加强。历史上的每一种音乐事象都存在其产生、发展、变迁的关联性和规律性,唐太常四部乐从产生到宋教坊四部乐的转化实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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