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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儒家自由观”的悖论与可能性

来源:beat365官网 2016-12-16

  自由的理想规范模式在于对现代西方社会的透彻的自我理解中。西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的理念是有理有据的;而且,依照一种影响深远的哲学理论,亦即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理论的观点看来,现代对自由的理解可普遍适用于不同文化的人类社会。即使是现代思想家米歇尔·傅柯——他认为我们现代身份是由规训体制产生的,因而他也常被认为是所谓形而上学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也大力投身于对自由的理念与价值的追寻中。然而,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主义的争论在全球日益获得民众规范性力量的支持。现今很多人认为对人权的辨识(作为现代自由观的一个核心维度)囿于一种特定的文化或社群。

  同时,自由主义普遍主义者的设想也日益为非西方、非自由主义社会改良的规范性主张所挑战。更确切来说,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以文化差异为由批判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基本理念。一些西方学者如弗雷德·多勒米尔和法拉·戈德瑞也都认为政治哲学家需要对文化差异以及”文化他者”保持敏感,尽管他们并未持反自由主义的立场。我认为,随着全球现代主义的出现,我们有必要从更广、更国际而不单单是西方的角度来思考自由的规范性理想模式。跟随当代黑格尔主义者罗伯特·皮平(Robert B.Pippin)和阿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的观点,我认为当今自由主义在西方达成共识是某种集体的历史性成就。因此,我赞同伯纳德·威廉姆斯的观点,他批评指出,自由主义思想家对于”如何实现(自由主义的)的主张””兴趣不够”。

  本文的一个前提即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现代自由的内涵,有必要思考促使这种自由理念产生的历史情况。对自由谱系的一些说法根据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说法,任何关于现代自由观谱系的书写都必须以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为起点,因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它的制度性规范,还有概念性工具和文化背景)都在由这两个事件造成的全球动态中得以成型。

  据此,一些概念如自主、自由、人权以及自治都能在19和20世纪的非西方社会中找到共鸣。然而,该观点的前提条件几乎从未经受检验———而其常被用于佐证西方文化地缘政治统治合理性的事实无疑弱化了它的规范力量。进一步来看,全球现代性的历史挑战了西方自由主义向来乐观的自我陈述。从一开始,自由主义的实践就与排除和压制密不可分,带有一种欧洲殖民帝国的毁灭性潜能和征服的意识形态。

  基于这样一种充满悖论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中国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接受的特有矛盾性了。在19世纪后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多个世纪以来从未被质疑的中华文化的图景甚至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理念,有可能是大错特错的。对西方文本的中文翻译以及在1900年前后来自西方现代主义政治、军事方面的挑战,营造了一种深远的危机感。查尔斯·泰勒所说的”差异诉求”(a”call to difference”)应运而生。在巨大的内部动荡中,华人文化精英们决定他们要改造传统以应对现代主义的各种挑战:”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创新性的改造,从传统的文化资源中寻求养分以成功开展新的实践活动。”

  这些精英们的目的在于从自己的过去找到知识资源以让大部分社会活动家可以凭借自我的理性来适应现代性(而不是西方的传统理性)。严复:”中国自由主义之父”即使在今天,严复在华文世界仍以其对19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主要思想家(尤其是赫胥黎、斯宾塞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作品的翻译而被誉为天才翻译家。其实,严复是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的人员之一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要把西方的理论引进中国介绍给他的同胞们,企求有一天能将盛气凌人的英帝国主义驱赶在外。他当然意识到当时中国环境的黑暗,也非常清楚自己计划的风险。那时文本材料很容易在社会动乱中丢失:他的中文译作《群己权界论》(《论自由》)就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遗失,还好在1903年春的时候,一位好心的外国友人将其寻得并寄回给他。更不容乐观的是,中国和西方的联系本身很可能是非常脆弱的。正如严复在其《译凡例》(1903年)中说道:”呜呼!此稿既失复完,将四百兆同胞待命于此者深,而天不忍塞其一隙之明欤?”在这里,他担心的是自己翻译作品的一隙之明很有可能随时陨灭。他的译作虽然在1900年代并未被广泛阅读,但近来却被认为是标志中国现代主义萌芽的主要里程碑。严复对密尔著作的翻译中有一些奇怪甚至令人困扰的地方。

  读者阅读《论自由》时常有一种不适感,一种不确定和疑虑的气氛,其间弥漫着密尔对现代社会可能导致人类自我减损的忧虑感;而这一切在中文译本中全消失了。现代自由理念第一次被介绍进中国,但英式的自由主义却被翻成一位迂腐过时的中国文人,凭借文言文以及儒家传统经典(如《大学》和《孟子》)等引用来诠释的观点。在这里,现代的思想是以一种古旧的形式来呈现的。

  结 论

  让我们整理一下。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探求严复与牟宗三在面临现代自由的西方理论时所遇到的多维度的矛盾。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严与牟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的翻译都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历史里的里程碑;两者都对较含糊而且具有高度争议性的现代自由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换言之,严、牟二人都试图去适应西方哲学核心的规范性理念,虽然同时也反对它。当然两位思想家之间也是截然不同的。大家可能觉得严复的翻译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牟宗三则是哲学的。

  但也要清楚的是,牟宗三的”儒学自由观”不能单从理论角度被充分理解,因为关于本体因果律和自由的法则,单凭理论工具是无法令我们真正理解到底什么是”儒学自由观”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些东西: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坚守需要很大的信念。

  通过对两位思想家的文本细读也会向我们揭示在非西方社会传播现代自由的哲学话语的难度所在。很少人能够完全理解这种概念性的、文化的还有历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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