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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

来源:beat365官网 2016-12-16

  ”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不仅是主权国家的政府责任,还是国际社会的集体责任。国际保护责任,以其深刻的伦理意蕴为国际政治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国际政治伦理学”将世界政治中伦理判断的标准作为自身的研究主题,并探寻国际实践中广泛的道德包容和社会重建的共有原则”。但其道德标准的讨论往往抽离了人类实践背景,忽视了伦理道德文本背后复杂的社会历史动因,成为空洞的形而上式言说。

  本文致力于突破这种理论倾向,通过对国际保护责任伦理困境的探析,对国际伦理的深层次构造做一管窥。就研究方法而言,鉴于”道德论证更多是阐释性的”,实证性方法并非此项研究的最佳选择,这一研究将采取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路径。同时,基于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笔者将综合运用现象学直观与还原、后现代主义解构与系谱学等多种后实证方法,对这一国际政治伦理学范畴的问题展开初步考察。

  一、困境之意涵:基于现象学方法的考察理解和诠释

  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首先应解决其”是什么”的问题。以”回到事物本身”为研究导向的现象学,有助于深刻考察这一伦理困境的现象与本质。这里借鉴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创的现象学方法,辅以舍勒(Max Scheler)的现象学伦理学策略,从事实与本质两个层面,对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进行感知和描述。

  1. 道德行为的悖论:伦理困境的事实

  直观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作为国际社会生活世界的特殊现象,可通过现象学的直接直观得到整体描述和直观体验。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的直接性明察,完全明晰地把这一事实和所知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以获得直观的明见性。舍勒的”伦常明察”(sittliche Einsicht)方法为这种伦理范畴的现象学直观开辟了路径。这里以”伦常明察”的方式,以一种本质直观对国际保护

  2. 道德意识的冲突:伦理困境的本质还原

  对伦理困境事实的直观,为实现对伦理困境本质的还原与明察奠定了基础。现象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事实与本质联系起来,正如胡塞尔所揭示的:事实与本质具有不可分割性,”任何偶然之物的意义都在于具有一个本质”。现象学以意识现象起点,而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特征。对国际保护责任伦理困境的本质还原,应诉诸具意向性的道德意识。在现象学视域下,国际社会生活世界所存在的这种道德意识,是对国际伦理价值的意识,它指向现实的价值标准,通过意向活动对国际伦理的感觉材料进行处理。

  二、困境之缘起:基于后现代方法的审视

  在完成对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是什么”的现象学考察之后,还应进一步探究其”为什么”的问题。这一伦理困境因何缘起,其生成有何社会历史肇因,需要深入的解析。对此问题,这里主要使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deconstruction) 和系谱学(genealogy)等方法加以研究,以揭示该困境背后的伦理文化冲突,并发掘深层次隐藏的权力/ 话语关系。

  1. 国际伦理的文化模式:困境缘起的解构阅读

  后现代主义将包括整个世界在内的所有现象都视为”文本(Text)”,主张以文本阅读和理解的方法来诠释对象。”保护的责任”正是一个典型的文本。这里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创的”解构”策略对国际保护责任这一文本加以阅读,以揭示出其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着的或排除掉的内在张力,探寻国际保护责任伦理困境的深层动因。对国际保护责任文本的解构性阅读,须打开国际保护责任的意义空间,取消文本的绝对界限,展现其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多重意义。在此基础上,打破国际保护责任文本结构的封闭状态,排除其中心意义,清除文本内蕴的二元对立的不平等关系。

  2. 伦理文化的政治根源:困境缘起的系谱分析

  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植根于国际伦理文化的分歧与冲突,而后者亦非无本之木,它在国际政治实践行为中产生,其生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里借鉴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系谱学方法,对国际保护责任伦理困境更深层次的根源进行探究。系谱学方法将”保护的责任”这种人类知识称为话语,它致力于发掘文本间互动背后的权力结构,揭示文本建构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系谱学的任务,就是去恢复被整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通过对国际伦理文化的系谱学分析,可对这一知识、 话语与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进行考察,进而揭示权力、 知识之间的关系。

  三、困境之消解:基于社会建构论的探讨

  对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的诠释,不应仅是解构性和批判性的,还应探寻解构之后的重构,批判之后的超越。伦理困境的深层成因使其道德解悖面临来自伦理文化和现代性世界秩序的复杂挑战。困境消解的出路何在成为值得深入思考的命题。这里试以社会建构论路径的诠释性理解,在长时段的大历史视野下对该伦理困境可能的消解路径做一规范性探讨。

  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植根于国际伦理文化间的对立性。消解现有伦理困境,存在一种可能的渐进性路径,即国际伦理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两种国际伦理文化模式间虽然存在质的差别,但随着国际社会的互动进程,二者在不断的接触过程中可以增进相互的认知、理解与影响,进而在一定意义上吸收对方的部分文化特质,使双方产生共性,形成一种双向的涵化。

  从社会建构论视角看,主体间性的国际伦理文化与国际行为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是相互建构的,伦理文化的涵化将使国际伦理实践的观念基础发生变化。在双向涵化的伦理文化之下,道德标准的共识将逐渐增加,道德意识的冲突将缓慢消融。对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而言,这种变化虽非对困境的彻底性消解,却能使其渐进地弱化。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源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的世界秩序。要从根本上实现对现有伦理困境的超越,最彻底的路径莫过于现有世界秩序出现本质性的变革。

  从社会建构论视角考察,国际伦理文化是嵌入于社会世界的实践之中的,所有行为体的道德意识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有赖于特定的社会场景——在这里主要是特定的世界秩序。要超越当前秩序下的伦理困境,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建构起一种新秩序,以重构国际关系的社会生活世界。与现有世界秩序相反,理想的新秩序应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后现代世界秩序。它深刻地体现着”后现代全球意识”。反对人的异化,注重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及精神的终极关怀。在后现代世界秩序中,人将真正成为德性的人,从而实现至善。

  它以一种”正义的秩序”超越秩序与正义的价值冲突,实现二者的统一,从而彻底性消解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虽然目前这只面向未来的理想言说,但正如国际政治伦理学代表性学者之一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 所言,”理想的理论……不能简单地因为指出它现在不能实现而被削弱”。

  从”金砖五国”到”新钻十一国”,一批新兴国家正以较快的增长速度从全球经济中脱颖而出,逐渐改变西方国家数世纪以来在世界秩序中的中心地位。此外,现有世界秩序面临着诸如非国家行为体冲击下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萌芽,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趋势中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等多方面的挑战因素。

  但不应过于乐观的是,当前这些因素仅能构成秩序内部的结构性演化,而非世界秩序的根本性变革。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去中心的后现代世界秩序依然远不可及。以秩序变革实现对伦理困境的超越,仍是一种长时段历史语境下的规范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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