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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双维度限制

来源:beat365官网 2016-12-14

  ”公共利益”涉及群己权界的根本问题,历来在政治与法律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背景下,公共利益的概念更是凸显出其基础性的地位。我国《宪法》第51 条规定我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

  同时,宪法第10 条和第13 条又规定,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或征用公民的土地和财产。《合同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以及《土地管理法》也从公共利益角度对个人权利的范围与强度进行了限制。无论是以何种面目出现(“社会利益”、”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冲突的问题都给法学家带来了深层次的困惑。从经济学角度看,任何个人行为都可能带来或正或负的外部性,并导致公共利益的损益,似乎没有什么行为是不关涉”公共利益”的;但另一方面,以宪法和法律加以保障的权利本身具有一定形式与内容上的绝对性,通常不容侵犯(violation)或限制(infringement)。

  显然,公共利益受损本身并不能当然地构成限制个人权利的正当基础。那么在冲突之际,作为权利来保护的价值与公共利益的价值之间如何展开衡量?遗憾的是,面对这个困惑,法律理论界尚未给出富有深度并令人满意的说明。学者要么将其视作只可在实践中初步类型化的对象,放弃了反思性的概念审查;要么绕开实体问题,转而从公共参与程序角度来迂回地解决理论上的实体困难,但实体问题并未因此消解。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冲突是当代法律与公共话语的最核心议题,其结构与原理必须在理论反思层面上得到厘清,才能进一步给出实践上的方案并解决实际问题。

  本文首先将初步限定公共利益的讨论框架,接着提供三个公共利益的概念候选项,并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论证公共利益的本质是在于获益机会的平等分配。根据这一看法,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在最根本上是两个层面的冲突:一个层面是公共利益效用加总与个人权利背后利益的权衡取舍,另一个层面是公民个人负担与受益的承担是否可获得平等价值的辩护。在根本上,本文认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衡量并非仅仅在天平式横向维度上展开,而有必要引入权利与利益平等分配的垂直维度,运用”利益权衡原则”和”平等分配原则”作为两步检验法。

  一、什么是公共利益?一部公共利益的概念史,大致上就是政治法律思想史。

  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公共利益 (tokoinei sympheron) 构成了城邦正当宪制的规范性根基;在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里,共同善 (bonum commune) 是法律追求的终极目标;启蒙时代的先驱洛克则提出”和平、安全和人民的公共利益”是根本的政治价值。假使”和平”与”安全”也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则公共利益本身在洛克那里就是独一无二的最高政治价值。不只在学理上重要,”公共利益”也充斥于日常政治修辞与法律话语中。基于这个理由,有理论家提议应该从语义学的角度从人们实际用法中去考察并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

  然而,语义学研究方法在这里并不具可行性。一个概念越是基础和重要,则针对该概念的理论争议往往越大。进一步,对公共利益概念而言,本来就不存在这样一个语义学共识。因此,语义学标准不具有最终决定性,但在概念分析的过程中,概念的日常用法可以提供某种”粗滤”的功能,将那些对公共利益的不恰理解排除出严肃理论探讨的范围。如同”正义”这类表征政治与法律生活基础价值的概念,”公共利益”也是高度抽象的”争议性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或”不确定法律概念”。不同的学者基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实践关怀,赋予其迥异的”构想(conception)”。因本文目的所限,当然不可能逐一检验学说史中所有可行的公共利益概念。

  二、功利主义的公共利益构想

  ”公共”的界定涉及利益受益主体资格与分布的问题。

  功利主义的公共利益构想仅关注整个群体的利益总和(aggregated interest),至于群体内部利益的分配格局、结构以及获益主体的分布样态并不在其考察范围之内。它诉诸不偏不倚的视角(impartial point of view)来看待好结果,而不管结果的获益者是谁。”公共”是一种彻底的无差别对待标准,也即,公共性体现在每个人所获利益被计算的平等资格。用边沁广为流传的格言来说,”每个人一视同仁,最多就只能算一次(each to count for one andnone for more than one)”。

  在这种公共利益的功利主义构想看来,公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内在价值的承担者,这种无差别的获益都应当被计算入道德考量与公共政策选择之中。与这一不偏不倚的”公共”标准相对应的则是对”利益”的主观定义。经典功利主义将”利益”理解为个人主观偏好的满足、主观效用(utility)以及福祉(welfare)。对于一个主体而言,一个行动或政策是否符合他自身的利益,只有他自己才清楚,因此,将”痛苦最小化”与”快乐最大化”作为最终标准的早期功利主义自然地采取个人主观的利益计算标准。在法学界,上述”公共”与”利益”的理解隐含在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中。首先,法律经济学的公共利益概念隐含着某种个人主义的视角。法律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一理论只有”根据社会成员的目标和偏好才能确定国家目标和国家任务”,并且”不同于所有等级的、机构的和系统理论的国家观、法律观,因为这些观念把社会看成独立于组成它的个人的团体”。其次,这种利益是主观偏好的满足,并且应当以无差别的方式汇聚,”原则上( 排除不知晓或无经验的情况),社会成员本身最明白什么是对他们有益的。国家的任务最多是把期望和目标总结集合起来,而不是脱离社会成员偏好发展自己的偏好”

  三、社群主义的公共利益构想

  尽管此处”社群主义”这个称呼在政治哲学意义上并不严谨,但社群主义式的公共利益构想大致出于以下的想法。首先,这一构想认为”公共”标准意味着整个社群是利益的承担者。当人们论及”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的时候,”国家”或者”集体”本身就可以成为直接的获益主体。国家的利益或集体的利益并非个人利益的汇聚或者加总。与此类似,对公共利益中”公共”的界定同样可以采取这样的视角。

  公共利益,是指作为个人集合的社群本身所享有的利益。其次,社群主义的公共利益观更接近于古典的共同善观念,将利益解释为某种基于社群联结的客观价值(家庭关系、传统礼俗、宗教信仰、社会认同)的实现。社群主义者试图从亚里士多德式的”人是社会动物”并且”在城邦之外的个体无法独立自足(self-sufficient)”的思想入手,论证人类生活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共同体的归属感。

  因此,”公共利益”等同于共同体的利益。因共同体的繁盛,个人才因此获得生活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我们的社会角色构成了我们是谁——某个国家的公民、某个社会运动参与者、某项事业的支持者。如果我们的身份认同是接纳我们的社群给予的,那么我们也必然与社群的目标和目的息息相关。”

  四、平等主义的公共利益构想

  功利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公共利益观各有所长,但又各有其致命缺陷:功利主义混淆了公私界限,使得公共利益失去了公共性,但其不偏不倚与公允的观念似乎又契合了公共利益的根本要求;社群主义把握住了”公共”的要旨在于社群成员的”普遍共享”,但是在说明利益真正获益者的时候遭遇了形而上学的困难。不管是功利主义还是社群主义的公共利益观,似乎都忽略了公共利益公共性中最重要的一点,也即,必须考虑”人的个别性(separateness of persons)”:承受痛苦或者享受幸福的是个别的人,不管哪种政治或道德理论必须针对每个个别的人进行证立与说明,不能仅以粗略加总的方式来处理。

  在功利主义的公共利益构想中,人的个别性在获益资格计算的时候获得了考虑,但是在分配利益的公共性标准中被抛弃了;而在社群主义的公共利益构想中,集体利益这个万能的托辞也没有给出任何内部利益配置方案。是否存在一个公共利益的概念,在考虑人的个别性的同时,又能满足公共性的要求?答案是肯定的,答案就在于一种平等主义的公共利益观。

  五、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双维度限制

  在这种平等主义的公共利益观念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既然这种公共利益概念相对独立于我们个别偶然地占据的社会角色、形成的欲求或所处的独特情境,那么这里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是选择”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社会中?”尤其是,当考虑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设想一套基本的解决方案?”群己界限”怎么界定?答案是否如两千年前杨朱剑拔弩张地宣告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或者像当代法哲学家德沃金所说,体现一个社群基本政治道德承诺的”个人权利”犹如”王牌(trump)”,断不可让位于基于后果考量的社会整体福祉?与此对立的则是另一种平庸而缺乏深思熟虑的想法。

  这一想法认为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天平式的衡量,只要天平有明显的偏颇,公共利益的总量高于个人权利背后的利益,那么个人权利就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再次通过比较公共利益的三个构想来说明。相比功利主义式加总式公共利益观与社群主义式集体利益观,平等主义的公共利益观具有明显更优越的政治道德上的吸引力。如何理解这种吸引力?不妨从三个假想事例入手。

  六、结语:权利是盾牌还是王牌?

  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之际,以德沃金为代表的理论家提出权利是一种王牌。根据王牌理论,个人权利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压倒性(overriding)或排他性(exclusive)的法律理由,足以压倒社会政策的考量。在德沃金的设想中,他所论证的对象是一种功利主义无差别加总式的公共利益观,就如上文讨论所表明的,这种功利主义的公共利益观并不具有政治道德上的权威性与正当性来抗衡个人权利。但在平等主义构想的公共利益观看来,对权利压倒性性质的理论设想可能略显极端,”王牌”的说法也并不贴切。根据上面的分析,满足利益权衡原则和分配平等原则两步检验的情况下,个人权利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

  个人权利仅仅抵挡了一部分公共利益的不合理诉求,但却不能抵抗那些满足平等原则的公共利益的合理诉求。类似于”王牌”的隐喻,我们可以将这种权利的构想称为”盾牌”。盾牌固然挡不住长枪大炮,但却可以挡住箭矢碎石。

  由此来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显然是错误的,杨朱错将盾牌当王牌。此外,本文的论证也可以间接地解决长久以来关于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是”内在限制”还是”外在限制”的争议。

  根据平等主义的公共利益构想,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既非内在限制也非外在限制,而是共同受制于”平等”这一至上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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