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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同情-正义”理论

来源:beat365官网 2016-12-12

  一般来说,哲学家们相信正义源于以下两种形式之一:其一,行为规则即正义原则。以持超验理性的契约论为代表, 承认道德判断的一般原则,认可道德官能是理性而非感官的范围,其道德原则的方式是先验的、自明的。其二,行为规则的情感即正义感。以立足感性经验的功利主义为代表,强调行为的对与错、原则的真与假要靠观察和经验获得。对于两大伦理体系在情感与理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早有社会心理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力图连接或弥合。

  本文采取综合分析范式,倡导多元主义视角,明晰同情的结构, 努力破除现有哲学各层次中情感、理性与意志的研究壁垒,通过分析同情对于社会人格及社会理性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明晰个人情感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初步探索”同情-正义”的社会交往进路。

  一、从同情的结构到一元主义的谬误

  最初,同情的对象是他人的痛苦,后来泛指自己与他人”有同感”,强调情感的一致性。同情者以自己的境况感受并关注他人的激情, 体验他人的情感以及实施相应的行为。同情不仅是一种趋乐避苦的人性本能,作为个人与社会交往的精神及实践过程,同情趋向社会理性,促进社会正义。

  (一)同情的结构

  同情的结构也可称作同情的三种类型或三个演进阶段。第一种是”自然的同情”,即仅同情对方激烈的情感表达。这种原初的同情不依赖先在的道德观念或理性原则, 几乎仅仅基于个人的生理本能即可实现,也可表达为”必然的同情”。第二种是”理性的同情”,即人们依赖理性,并借助理性刻画理解对象。理性的同情规范、引导多元行为主体, 明确人们在共同体或社群中相互关系的原则。在这一阶段,同情开始摆脱个人的生理情感形式,向社会形式演进,人们同情的不仅是对方的情感,更认同对方行为的合理性,进而形成社会态度与规则,可以表达为”必要的同情”。第三种是”观念的同情”,即依赖优先观念的同情,这是同情的最高阶段,可以表达为”自由的同情”。

  (二)同情的一元主义谬误

  围绕同情, 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一元主义谬误。最初, 这种错误观念突出表现为情感直觉主义、意志论与理性主义各执一端。情感直觉主义认为正义与其他个人道德在本质上都来源于情感,其道德判断表达了非认知性的态度,而且这些态度不可能为真或为假。休谟将道德实践的根本归结为”感觉”,认定道德根源于同情的情感。亚当·斯密以其同情理论为古典功利主义进行了伦理佐证。与情感主义对立的意志论认为道德性格之基础在于意志,意志被理解为普遍的心灵功能,一种不依赖于任何物理或社会体制的内在精神结构。对于这种一元主义的道德命令,批评者指责其完全否定感性欲望,严重地删减了生活,”其外在主义只是把我们置于道德说教的状态”。甚至也有批评者指责道德几何学范式及其理想化的道德推理矩阵过度削减了活生生的道德经验的丰富性。

  自然主义同情与意志化同情无疑都属于典型的一元主义认识形式,而同情的一元主义谬误还表现为另一种演化形式, 即自然的同情与观念的同情直接关联。卢梭的”公意”及奉其为宗的法国大革命即是此种谬误理论与实践的典型。卢梭将自然的同情直接带入公共领域,将意志等同于利益,用公共意志代替普遍利益,主张通过公共意志解除理性对激情的束缚,实现”解欲”。然而,意志的本性排斥交流与分割, 所谓公意实际是将多数人结合为一个人,结局是个人意志。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对比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时指出:”一般说来,同情并非要改变现世的条件以减轻人类的痛苦。

  不过,如果让同情来做,它就会尽量避免那冗长乏味的劝说、谈判和妥协的过程,即法律和政治的过程,而是为痛苦本身发言,这就要求快捷的行动,这不外乎付诸暴力手段。”

  二、同情的想象力及多元主义视野

  要构建摆脱一元主义认识论局限的”同情-正义”理论,着眼于情感、理性与意志的同情结构也许是个不坏的选择。在构建能够融通三种同情类型的正义理论之前,在思想溯源的过程中,我们幸运地探寻到一种破除一元主义迷信的同情的”想象力”,一种能够契合同情结构的多元主义视角。

  (一)同情———一种正义的想象力

  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指出:”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力,而不是只有一种想象力,这些想象力必须得到详细研究。”近现代以来,理性逐渐被视为摆脱不确定性的普遍有效方法,甚至被塑造成脱离文化前提、超越社会历史的纯粹原则。康德指出,想象力容易使道德判断屈从于感官,移情在道德判断上的无所作为是因为将情感注入了行为动机,而不是使人听命于理性。但纯粹理性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困境促使人们反思理性的一元主义认识陷阱。

  有感于”纯粹的”一元主义正义原则在实际情境中的模棱两可,以及面对冲突时的束手无策,杜威提醒人们关注社会领域,呼吁放弃原理的控制性探寻引导性。杜威指出,正义理论的重点不应该是追问哪一种原则是最终的、唯一的,而应该尝试协调各种因素与力量的冲突。立足于同情结构探寻正义理论的思路,正是试图协调情感、理性与意志这些体现在个人及公共道德生活所有情境中的力量与因素。

  (二)同情的多元主义视野

  多元主义的”同情-正义”理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各自领域内部可以得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呼应。围绕同情的多元认识,戴维·罗斯与罗尔斯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前者在直觉主义内部为自然主义与道德建构主义预设了某种联系,后者承认在政治领域人的道德感受能力对于形成正义观念的意义,并有意识地弥合义务与理性的对立。

  摩尔说:”自然属性是经验科学要研究的事, 而非自然属性则无法以经验的方法研究。”有别于当代大多数道德实在论者,罗斯认为正当与善是简单的非自然属性,无法仅仅通过经验理性把握,但有些义务是显见的,只能靠直觉去把握。受罗斯的将正当限定在义务论领域思路的启发,罗尔斯将正义进一步明确限制在公共领域,确立正义是一种政治价值、一种正义原则,而非一般伦理价值。

  三、”同情-正义”的机制与社会交往进路

  正义与同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这一点不难理解,关键是这种联系在什么范围,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发挥作用。”同情-正义”的机制是一个由个人心理情感向社会行为进化的过程,是从社会人格到社会理性的过程。鉴于社会理性在”同情-正义”中的关键作用,增进社会交往无疑是个最不坏的实践进路。

  (一)从社会人格到社会理性

  社会人格———从个人自然的同情到理性的同情。先来关注自然的同情。一方面,自然同情的启动与自身及对方的激情反应密切相关。情绪唤醒是同情启动的第一个步骤。个人的内心情感无疑带有感性特征,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同情认定为与人的激情毫无关联的理性过程,人们对极度悲伤或愤怒的同情反应往往带有激情的特征。理性的他者是自然、肉体、幻想、欲望和情感———或更确切地说,是理性无法占有的一切,是主观的、自然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对于同情,社会情境发挥了比激情更突出的作用。需要明确的是,同情绝不是激情本身,认为仅仅是行为者的情绪激发了自己同情的解释实在过分粗糙。人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任何激越表达虽然与同情的启动相关,却不是同情本身。同情与激情的相关性更在于旁观者对当事者激情反应的想象,这种想象的基础是现实的社会关系。接下来关注理性的同情。个体同情的机制是激情下降、理性上升的主体意识过程,即社会人格形成的过程。首先,人们对一般程度情感的同情,比通常认为的更轻微、更迟滞。

  (二)”同情-正义”的社会交往进路

  从自然同情到理性同情的过程展现了个人社会人格的运行机制,即将人格纳入社会情境并在社会关系中协调发展的过程。正义理论需要解决两种对立状况:压制与混乱,前者的根源是绝对的集体主义,后者的基础是将自然权利绝对化的个人主义。压制的冲动是内心冲突的根源,正义并非建立在纯粹压制的规则与秩序之上。正义需要协调情感与理性,而个人的社会人格属性是协调激情与理性、冲动与妥协、自我与社会的重要基础。

  从社会人格到社会理性是”同情-正义”的高级阶段。孟德斯鸠说,美德亦有限度。正义需要合理性的伦理支撑。合理的善是所有人根据他们社会人格的能量大小, 按比例分享的一种善。如果人们不知道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期待什么,也不知道能够被期望什么,简言之,人们不知道各自的权利义务, 那么就不能安排自己的生活,更无法进行合作。公共领域中各种活动的意义是人们通过成熟社会媒介的相互联系而实现的。正义是我们所依赖的特殊环境,语言、传统以及社会制度渗透了思想、信念以及欲求的同情,正是社会人格与社会理性形成的最便捷的渠道。

  协调个人的善与共同善。每个人格都是真理的独立媒介,共同善不能与精神绝缘,它需要发展各种智力条件,通过思想及情感的交流才能实现。个人的善只有通过对他的理智与情感产生作用才能形成。同情伦理预设了个体主义的自我观,其核心是认识论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我”如何知道他人的情感,二是”我”为何会关注他人的情感。

  这种个人精神的内部交流构筑了正义的胚胎。共同善的发展也是通过一种不加强制的更广泛的交往,即合理的思想及社会交流实现的。霍布豪斯指出:”精神的秩序包含着互相忍让和互相帮助———这种忍让的培养是社会人格的一个必要特征。容忍歧异,超越差别,而心中有一种更为深刻的一致性,这种宏大的度量在不完美的社会中,是达到最高和谐的条件。”

  缔造正义的社会同情是一种自我与社会的协调过程。正义不是永恒的权利义务,需要根据情境不断调整。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言说情境就是各个主题涉及到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对于理解过程而言,生活世界既构成了一个语境,又提供了资源。”

  正义通过社会理性整合情感与意志,展现个人与社会存在发展的复合功能。自由权利是理性的,而社会自由是现实理性。正义是建立于共同善之上的规则的公平适用,而非简单的契约自由之和。

  如果不参照处于相互关系中所有人的善,每个人的善就不能最终确定,反之,在确定共同善时,每个人的善也应该同样被考虑。正义是社会生活中的善,应为相互同情的所有人分享,而与这相冲突的就是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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