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
beat365官网 > 论文范文 > 近现代史 >

分析《资本论》的“引证方法”及其经济思想“科学史”的意义

来源:beat365官网 2017-07-15

  在马克思去世后不久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序言”和1886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引证方法”作了深刻阐释。在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之际,对《资本论》”引证方法”做出探讨,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以及对于经济思想”科学史”的研究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恩格斯论《资本论》的”引证方法”及其意义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引证方法”,在”经济科学的历史”也就是在经济思想史探索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来确定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这种”引证方法”,不仅是经济思想史探索的重要形式,而且也构成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以这种”引证方法”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和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从多方面拓展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

  马克思的这一”引证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问世后,马克思的这一”引证方法”,哪怕是被恩格斯称作的”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中运用的”简单”的”引证方法”,也开始受到过各种”主流”经济学家的责难。1872年,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在柏林《协和》杂志上匿名发表了《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一文,指责马克思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时,歪曲地引证了英国财政大臣威·尤·格莱斯顿的讲话。这里指的是,马克思引证的格莱斯顿1863年一次演说中关于”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讲话。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1872午6月,马克思对这一指责作了驳斥,指出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上刊登了格莱斯顿讲的与马克思引文完全相同的话。显然,布伦坦诺对马克思这一引证加以指责的真正的原因,就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如果能在《资本论》的千百处引证中找到一两处”破绽”,似乎就有可能为诋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提供某种”证据”。马克思在1872年8月作了两次”答辩”后,就宣布”永远停止”这种争论。

  1890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序言中,忠实地记下了关于马克思”引证方法”的这段往事。恩格斯指出:”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因为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但是,布伦坦诺并不罢休,他在题为《我和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的小册子中重新挑起争论。1891年初,恩格斯被迫撰写《布伦坦诺CONTRA 马克思》一文,再度以确凿的事实指出布伦坦诺提供的所有证据的虚假性,揭露了布伦坦诺及其他一些”批判”马克思的人所使用手段的卑劣性。恩格斯的结论就是:”第一,马克思没有’增添’任何东西。第二,他没有’删掉’任何东西,足以使格莱斯顿先生有权报怨。第三,布伦坦诺之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成干上万条引文里只是像水蛭那样紧紧地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这一情况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也就是说,他引证的是正确的。”恩格斯还以”文件”的形式,公布了这一长达20年争论的全部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克思的”引证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布伦坦诺及其同伙对马克思”引证”上的所谓”控告”,只能证明这些经济学家理论上的贫乏、手段上的卑鄙和方法上的拙劣。捍卫马克思”引证方法”的科学性,成为恩格斯晚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标志。

  二、”引证方法”在《资本论》第一卷理论阐释中的运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引证方法”除了在正文叙述中以”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的形式出现外,更多的是以注释的方式呈现。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修改说明中,马克思特别提到”各处新加的注”在新修订《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重要性。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写下的近千条注释中,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引证方法”在《资本论》理论阐释中的意义。

  一是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征和思想精髓的深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对价值形式探索时,马克思提到:”少数经济学家,例如赛·贝利,曾分析价值形式,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把价值形式同价值混为一谈,其次,是因为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性。”马克思这里”引证”的是贝利在1837年出版的《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这种变动对国家工业和金钱契约的影响》中的观点。在这一”引证”中,马克思肯定了贝利对价值形式问题分析上的成就,再现了价值形式探索的经济思想史过程;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指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粗鄙”特征,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的质的规定性探索的重要性。

  二是对《资本论》涉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首倡者”或者”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学者的学术地位的评价。在第十三章对机器和大工业中”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的批判中,马克思指出:”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整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接着,马克思以注释的方式指出:”李嘉图起初也持这种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特有的科学的公正态度和热爱真理,断然收回了这种观点。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1章《论机器》。”在”一整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中,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思想的转变及其作为”首倡者”的观点作了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结论就是:”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资本主义剥削支配的劳动力的数量。”

  三是对经济理论研究中”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庸俗学风的抨击。在第二十三章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论述中,马克思提到,资本积累使得雇佣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在经济思想史上,英国经济学家弗·莫·伊登在出版于1797年的《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谈到这种从属关系。马克思肯定,”在亚当·斯密的学生中,只有弗·莫·伊登爵士在18世纪有过某些重要的成就。”接着,马克思在注释中通过大量引证,对与伊登同时期的马尔萨斯理论的地位作了阐释。马克思指出:”假如读者想提醒我们不要忘记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那我也要提醒你们,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约·唐森1786年出版的《论济贫法》和《西班牙游记》,”马尔萨斯经常整页整页地加以抄袭,而唐森自己的大部分学说却是从詹·斯图亚特爵士那里抄袭来的,不过加以歪曲了而已。”在以大量的引证甚至近乎”考据”的方式,抨击弥漫于主流经济学的”肤浅的””拿腔做调的”、甚至是公然剽窃的学术风气过程中,马克思”引证方法”成为犀利的学术批判武器。

  三、”引证方法”与《资本论》第一卷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理论阐释,没有离开过”历史的评论”即经济思想史的探索。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互相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资本论》第一卷清晰呈现的”历史的评论”探索中,”引证方法”起着基本的也是关键的作用。

  马克思运用”引证方法”,深刻阐释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位,提出了马克思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评价的核心观点。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对商品拜物教性质的论述中,以注释的方式提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对渗透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这一”根本缺点”的概括,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地位及其本质特征,这也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历史的评论”的核心观点。

  马克思指出:”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以及像托马斯·莫尔、坦普尔、苏利、德·维特、诺思、罗、范德林特、康替龙、富兰克林一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像配第、巴尔本、曼德维尔、魁奈一类的医生。甚至在18世纪中叶,一位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牧师塔克尔先生,还曾为他自己研究钱财而进行过辩解。”马克思提到的这些经济学家,除了莫尔等少数经济学家之外,基本上都是活跃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学家。后来,随着所谓”人口原理”的出现,”新教牧师的时钟敲响了”,新教牧师的经济学观点与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及其理论是相对立的。马克思认为,”把人口看做财富的基础,并且和亚当·斯密一样是牧师们不可调和的敌人的配第,似乎预料到了这些拙劣的插手,他说道:’教士最守苦行时,宗教最繁荣,正如在律师饿死的地方,法律最昌明一样’。”斯密的思想更是引起新教牧师们的强烈不满,对斯密赞扬休谟”接近了一个理想的全智全德的人”的说法,高教会派主教大加责难。马克思提到,这位主教向斯密”愤怒地叫喊道:’先生,您向我们把一个不可救药地反对一切叫做宗教的东西并且竭尽全力甚至要使宗教这个名称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的性格和品行,描绘成全智全德的,您这样做合适吗?”他还指责斯密试图通过《道德情操论》,”抱着残忍的恶意,要在全国宣扬无神论”。马克思提到,”托·查默斯牧师曾怀疑,亚·斯密捏造出’非生产工人’这个范畴纯粹是出于恶意,是专门用来影射新教牧师的”。马克思对这些看起来好像是经济思想史上的”逸事”的周详引证,历史地再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发展中与新教教义及其观念的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四、马克思”引证方法”在经济思想”科学史”上的意义

  从经济思想”科学史”上理解马克思的”引证方法”,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方法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引证方法”实际上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方法的集中体现,恩格斯认为,从”引证方法”来看,”科学史”的要旨就在于:第一,要阐明”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二,要把握所提到的经济学见解,”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第三,所提到的经济学见解,从引证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第四,对这些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的观点,要”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来确定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马克思”引证方法”蕴涵的”科学史”的要旨,以其深刻的科学精神、思想特征、理论境界和学术意蕴,对经济思想史方法论的理解和建构产生着深刻的和久远的影响。

  即使在当代,对于经济思想史方法的理解,还是有着马克思的”科学史”的四个方面要旨的影响。正如海尔布伦纳所认为的那样,”不是因为马克思是永远正确的,而是因为他是无法回避的”;”每一个打算从事马克思所开启的那种类型研究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站在他面前”。对于当代经济思想史学研究来说也是如此。当代的一些经济思想史学家往往把马克思”引证方法”中”科学史”的要旨,归在对”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名下,以探寻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M.布劳格在《论经济学的历史编纂学》一文中,对经济思想史方法论问题做了专门探讨。他认为,经济思想史研究要回答的,无非就是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实际上说了什么”、他们事实上”想说什么”,以及”他们应该说什么”等三个方面问题;但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却发现,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们”想说的”同他们”实际上所说的”不一定相同,”他们应该说的”同他们”实际说的”或他们”想要说的”也未必完全相同。布劳格产生的困惑就是:”在试图对上述三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中,经济思想史学的见解往往不一致。”实际上,布劳格提出的经济思想史三个方面问题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科学史”的第一方面要旨几近相似;而布劳格的困惑的产生则在于,他没有追寻马克思关注的”科学史”的第二方面要旨,忽略了”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的事实依据和学术圭臬,从而陷于对经济思想史上”说了什么””想说什么”和”应该说什么”之间矛盾的困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对”引证方法”的运用,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引证方法”的阐释及其”科学史”上要旨的理解,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当代探索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深刻的启迪。


?


相关推荐
  • 07-15 分析《资本论》的“引证方法”及其经济思想“科学史”
  • 07-14 中国共产党高层决策结构及其运行特征探究
  • 07-13 档案工作者信息素质研究
  • 07-12 全面抗战的伟大意义
  • 07-12   浅谈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特点
  • 11-29 台湾地区社区治理主体架构与协同关系比较分析
  • 11-25 谈毛泽东民兵思想的发展与内涵
  • 11-25 谈政法领导干部要做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表率
  • 11-12 民国时期合作社思想的传播与实践探析
  • 11-11 浅谈蒋介石为何一心要杀韩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