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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社区治理主体架构与协同关系比较分析

来源:beat365官网 2016-11-29

  城市社区,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社会成员最直接的栖息之所,也是开展、感受和习得社会治理、公民参与的最直接层级、领域。我国宪法和村( 居) 民委员会组织法均明确规定,村( 居) 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四项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基础的”五位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既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既有城市社区的居民委员会过于行政化的流弊,恢复和增强社区自治的机能和活力; 又需要焕发和吸纳社会力量,使之有序和自觉地开展基层社会工作和社会公益事业; 还需要在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上确认和维系诸种行为主体相互之间的交涉互动及其良性秩序。由此,在更开阔的视域中考察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基层社会治理状况,尤其是针对具有一定共性的基层社会样本进行观察和剖析,不失为一个可以累积经验、透视和把握规律,进而为相应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建置的正当性、适应性、针对性与操作性予以助益的研究进路。

  对此,结合有关学理分析、文献阅读和笔者访谈、调研感受,台湾地区在基层治理中较早的以村里组织和社区发展协会这样的两类主体,在政府的引领、支持和辅助下开展社区营造、引入和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就其中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况以至于成败得失,就值得进一步鉴别。台湾地区学术界对作为行政组织的村里组织和作为社会组织的社区发展协会,尤其是其互动情形和治理绩效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关于村里组织和社区发展协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学者认为,两者理想的状态应是一种功能互补、相互合作的状态,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情况却是多样的,或因领导者个人的意愿、政治考量,或因地方派系的介入,或因资源的争夺等因素,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合作还是对立。在大陆,近十年中陆续有针对台湾地区社区治理的文献,两岸开始就社区治理进行年度论坛方式的交流,努力建立两岸社区治理方面的共建共享共融机制。有学者强调台湾地区推动小区营造活动的成功绝对应归功于散落在各地的草根性小区组织。目前”台湾健康小区六星计划”在以迈向”永续小区”的目标予以推动。我们尝试从权力清单的视角来对比两岸社区治理中自治权力( 利) 的差别和制度差异,对于促进社区治理发展,更为充分地就《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进行规范设计的比较与选优,或将愈发具有应用的价值和具体的指向。

  一、台湾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演进及其主体结构

  ( 一) 台湾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阶段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最小单位。依据我国台湾地区社区发展工作纲要第二条,社区可被定义为: 经乡( 镇、市、区) 社区主管机关划定,设立社区发展协会,推动社区发展工作之组织与活动的区域。社区发展系社区居民基于共同需要,遵循自动与互动精神,配合行政支持、技术指导,有效运用各种资源,从事综合建设,以改进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我国台湾地区城市社区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社区治理制度形成阶段( 1960s—1990s) ,第二阶段为社区治理制度深化阶段( 1960s—2000s) ,第三阶段为社区治理制度演变时期( 2000s 至今) 。在第一阶段,我国台湾地区制定了”民生主义现阶段的社会政策”,并将”社区发展”作为福利措施七大要项之一,开启了台湾地区社区治理的篇章。1968 年,我国台湾地区制订了首个”社区发展工作纲要”,以村、里组织为单元,将社区发展工作列为政府工作重要内容。第二阶段是台湾地区社区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台湾地区的社区研究经历了由注重”社区发展”到强调”社区营造”的转变,前者更强调社区发展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强调经济、文化、社会功能融为一体。在此阶段,我国台湾地区于1991 年进一步修订了”社区发展工作纲要”,赋予”社区发展协会”法律上的正当性,规定其性质是民间组织。第三阶段,在原有社区治理制度深化的基础上,我国台湾地区的城市社区治理更加强调民主参与和居民自治,由居民直接选举出的里长通过多元方法治理社区居民的日常事务。但是,这一时期,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自治并没有消去政治的色彩,事实上,作为议员选票基层来源的社区扮演了更加重要的政治角色,而里长选举与区议员选举的同时期进行,在某种意义上则更加激发了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社区的意愿。按照其有关政策文本,”台湾健康小区六星计划”以迈向”永续小区”为目标,社区治理和其中的社会工作在不断深化。

  ( 二) 台湾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

  首先,政府以合作互动社区、以服务互动居民。台湾地区政府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主要是”内务部”的社区发展委员会,尽管其在政策文本上标榜为”行政院”。在行政力量的推动层面,社区发展委员会通过制定和实施社区发展规划、提供社区发展专项资金,将社区的发展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契合,保障社会的协调运行。在与社区合作治理的层面,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关系是引导和积极反馈。例如,政府会为参与社区工作的志工提供技能培训,还对表现出色的志工设有激励机制; 政府也会通过建议方式向社区组织提出社区建设项目并提供一部分资金资助。在提供社区基础服务的层面,政府尽可能完善每一个社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例如绿化小公园、社区图书馆等。其次,居民间的”自助与互助”互动关系。依据台湾地区”地方制度法”第3 条规定: 乡以内的编组为”村”,镇、县辖市及区以内之编组为”里”,村、里以内之编组为”邻”。村、里为台湾实施地方自治最基层行政组织。岁月经年,台湾地区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形成了以里为基本单位,里长为核心,居民积极参与,政府协调支持,社会组织彼此互动的自主治理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基层社区则呈现邻里行政组织与社区发展协会双轨并存。邻、里在台湾社区自治体制中构成最基层的主体,通常二十户以上构成一邻,数十邻不等构成一里。里虽然没有法人的资格,但是是台湾社区自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由一定的地域、人口以及资源组成,以里长为中心,以里干事为骨干,对各项里事务及执行上级各项交办的事项,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其次,里长是社区治理主要组织——社区理事会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依据台湾地区”地方制度法”第35 条规定: 里长一个人由民选产生,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办理里公务及交办事项,但必须接受市、区长的指挥监督。理论上,台湾里长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大致有四种: 政府法令的宣__导、民意的上传下达、里内公共事务处理和政治辅选。但是,里长政治辅选的角色已经淡化、处理里内公共事务的工作也被其他组织代替,实际上已被简约为”法令宣导”和部分民意的沟通角色。里长的主要工作包括下列七项:

  ( 1) 随时督导里干事服勤情形及督促里干事办理有关里业务或推行政令;

  ( 2) 召开里工作汇报暨邻长会议,研讨应兴革事项;

  ( 3) 参加市、区公所举行的里长业务联系会报,提供促进村里业务意见;

  ( 4) 召开里民大会;

  ( 5) 推动社区发展工作并尽量担任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 6) 核发里证明事项;

  ( 7) 灾情查报。里长除了以上七项工作之外要有经建的功能,依据”台湾省村里邻组织暨村里邻长训练实施方案”授权建立村里建设基金,授权里长以地方财政办理地方业务,用以改善民众生活环境。里干事是基层公务员,依据台湾地区”地方制度法”第35 条规定: 里干事一人,由市、区公所依法任用之,襄助里长推动里业务。因此里干事为里事务的法定执行者,里干事的社区工作成效受区公所绩效考核约束,里干事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十一项:

  ( 1) 推行政令,反映民意;

  ( 2) 推行里育乐活动;

  ( 3) 办理社会救助、福利服务及其他建设事项;

  ( 4) 代缮各种申请书表及办理里办公处证明事项;

  ( 5) 分送有关役政通知单、征集令及办理役男常备兵役及兵役资料的查报;

  ( 6) 办理里例行会议,并加强邻里长会议,应按规定召开,并做成详细记录,以便查考;

  ( 7) 办理各种公职人员选务工作;

  ( 8) 办理税收申报、发单、催缴暨退税及协助农业灾害现金救助案件的受理与勘察工作;

  ( 9) 填写户长资料卡;

  ( 10) 办理里工作汇报的各项行政庶务;

  ( 11) 市、区公所交办事项。因此,里干事仅在区公所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对于社区内能自治的事务并不涉入。村里因其一方面辅助政府行政权的行使,另一方面则是推动地方自治工作,以减少政府的负担。村里组织成为台湾地区社区内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力的”装置器”,成为”官民合作”的组织实体。邻长是由里长指派后,由乡镇市区公所聘任之义务职,人数依各里的邻数不同而不相同,由一、二十至三十几名不等,没有办公室、行政人员及经费补助,其主要工作内容为协助里长了解社区情况。邻长平时并没有实际管理职能,只是一个沟通联系居民的管道,但邻长在选举时难免成为里长的重要”桩脚”,传递和实现里长所支持的某种政治力量的选举意向。再次,社区发展协会和其他的民间组织、社会公共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台湾陆续成立数以千计的社区发展协会。虽然社区发展协会在性质上属于民间社团,但在早期社区发展协会多由官方辅导成立,而且在城市社区,通常每里都成立了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因此形成了台湾城市社区内双轨运作的体制。社区发展协会是台湾城市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组织主体,下设有会员大会、监事会、理事会及一些专门的协会。社区发展协会的主要职责是凝聚社区居民共识,构建社区规章和推动社区活动。在台湾地区,”推动小区营造的议程发动者( agenda initiator) 是政府部门。然而,为保持六星计划的独立性与民间自主性,遂委托属于非政府组织、且无营利色彩的民间团体承办本计划。活动的成功绝对应归功于散落在各地的草根性小区组织。””福利小区化”与”小区营造”是其中最获重视的两项计划; 经过十余年的推动,”台湾健康小区六星计划”的出现,不仅包含了前两项计划的内容,同时也使小区建设扩展至诸如产业、环境、治安、人文等六个方面。另外,台湾地区拥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如台湾慈济基金会,以及有许多行业协会、基金会和大型企业都投入到社区建设。最后,台湾地区社区治理的立法比较完备并得到比较妥善的实施。台湾地区城市社区立法的内容涉及社区范围的划定、社区发展的管理体制、社区发展的经费来源、社区专业工作机构及其专业工作人员等诸多领域,如”社会工作师法””社会工作师检核办法””都市更新条例””公寓大厦及社区安全管理办法”等。台湾地区于1975 年公布”国民住宅条例”后,相继出台了”国民住宅条例实施细则””国民住宅出售、出租及商业服务设施暨其他建筑物标售标租办法””国民住宅社区管理维护办法””国民住宅社区管理维护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国民住宅评鉴奖惩办法”等,这一系列的规范性法文件形成台湾地区城市社区在维系基层社会秩序、防范和化解居民纷争、保障基本公共利益、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推进社会福利事业诸方面的依据并得到实施。

  二、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分析与若干差异

  ( 一) 大陆的城市基层治理及其变革

  目前,大陆形成了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基层管理格局,即: 政府主导、民政部门主管、有关部门负责、社区居委会主办、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然而,不少街道办事处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政府机构。居民委员会自治角色发生偏离和错位,绝大多数居委会成了政府的”腿脚”,贯彻和支撑行政任务成为其最主要的着力点。马丽华: 《我国城市社区问题的破解之道》,《中国民政》2016 年第1 期。《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2015 年12 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许多城市进行了一系列的基层改革。以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杭州市紫阳街道上羊市街社区为例,通过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和公共服务站功能剥离,社区党委统筹管理、服务,居委会负责组织实施居民自治、民主管理,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将尝试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专业的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的职责,承担政府交办的事务性公共服务。同时,居委会组成人员除了有专业社工,还将通过自荐、推荐,选举居民代表加入居委会,其主要旨趣是力图”理清政府、社区、社会三者边界,让居委会的职能回归本源”。2016 年4 月,《深圳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提出,通过推动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以社区综合党委为核心,以居委会自治为基础,以社区工作站为政务管理服务平台,社区各类主体共同参与的新机制。其中,街道办事处主要承担辖区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 原由社区工作站承担的行政性强的工作交由街道办事处负责; 居民自治相关工作交由社区居委会承担。由此深圳《意见》的主旨是将社区中的7 股重要力量( 社区综合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和社区服务机构以及驻社区单位) 各自的角色和具体职能努力予以清晰的界定,明确分工和加强合作,促使形成合力。

  ( 二)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相互映照

  台湾地区城市社区的组织架构是”区—里—邻”,这与大陆城市社区的”街道—居委会—楼组”有着极相似的层级结构。在理念与目标上,大陆1954 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条例》就确立了”居民自治”的原则。台湾地区城市社区中的里和大陆城市社区中的居委会均为选举产生,从性质上均属群众性的自治组织而非政府行政的科层体制之中,当然又都有一定科层色彩。两岸社区治理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促进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维系基层社会安全与秩序,提高生活质量与城市品质。并且,海峡两岸均以行政力量主导社区治理。两岸社区治理方式都是由行政部门制定总体规划、采取统一模式和步骤,设置特定的组织与框架,自上而下投入资源,以行政手段推开。同时,两岸城市社区治理又存在较多的差别。组织架构上,台湾地区的里很小,仅有1 名选举产生的负责日常事务的里长和1 名干事,干事属于公务员,联系若干个里,负责处理一些与所在居民相关的行政事项,里之中设有邻长等细密组织。另一方面,台湾地区城市基层中设有社区发展协会一类的社区服务组织,对里的组织管理予以具有社会工作性质的支持或呼应; 社区发展协会同时自主地开展有关社区服务项目。而有学者认为,台湾的社区营造呈现出以社区为本位的”自下而上”的合作模式。另有学者对此同样多有肯定,将台湾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职能清楚、分工明确、责任到位、良性互动的状况赞为”政府引导+ 民众自主参与”模式。我们认为似乎有些过誉。新近有学者进一步深化了对台湾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因、演进与现状的认知,将其置于台湾社会经济文化流变的总体进程中,揭示了其中所谓的台湾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社区营造与社区治理中的渗透和印痕,深刻指出,不论是在此前国民党长期执政阶段,还是在后续政党轮替阶段,特别是在”台独”甚嚣尘上的时期,社区发展的政治逻辑在于当局谋求合法性地位,收编社会力量。与此同时,进一步凸显了台湾地区社区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以及强化社区文化产业发展,重视发挥文化的整合作用,强化从文化政策入手实现社区再造等的鲜明特点。大陆的居委会组织__则复杂得多,每个居委会至少拥有3 – 5 名以上委员,居委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却以书记为事实上的社区最高领导。日常运行上,台湾地区的里设置了专职里干事负责行政事务进行了行政与自治的分离,虽然里长领有政府经费,但由选举产生,主要负责社区内部事宜,且事务的多少取决于里长个人的态度与能力。台湾地区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不仅仅限于一般性的社团活动或者志愿活动,近些年来,还更多地关注到社区整体建设层面。而在大陆,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普遍还非常薄弱,参与的内容和程度有限,且多是被动参与。另外,两岸的社区治理资金来源不同。在台湾地区,社区财政来源多元化,除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社会捐款的金额所占比例也很大。在大陆,社区活动的资金来源基本依赖财政预算和专项补助。 对台湾地区社区治理发展历程中的政府职能与社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辨析,可另参见吴晓林: 《治理转型遵循线性逻辑吗? ——台湾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转型的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9 期。 大陆地区新近开始了诸方面的探索,如杭州市余杭区建立社会治理大联动工作机制、上海市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参见”社会治理大联动: 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形成余杭最大发展优势”: 杭州余杭政府门户网站http: / /www. yuhang. gov. cnzjyhjryhnews201512 /t20151230_1030442. html; “解决三大’痛点’: 上海探索综合执法体制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 / /ex. cssn. cn /zxshwxshhnew /201607 /t20160712_3118082. shtml

  三、对大陆城市社区治理法制完善的借鉴

  ( 一) 界定城市政府面向社区治理适宜的职能及方式

  政府角色的不断调适、准确定位、间接引导是实现社区自治的重要前提。在台湾地区社区发展的初期,政府的推动是社区发展的主要力量。从社区营造阶段起,政府就不再是社区治理的主导者,而是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将社区组织管理、服务保障权力重新让渡给居民。在基本的发展轨迹上,政府转型呈现出如此形态,为参与和支持社区治理的其他社会主体释放空间,以发挥能动性与积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各个职能活动领域中全部如此,也不意味着在不同的社区治理发展阶段均以政府退出为主要途径,甚至初期阶段政府的推动是激活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外部动因。这至少表明,社区治理新型体制机制的生成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与执法体制变革,二者相互依存,或者说首要的是政府自身变革方可成就社区治理创新。因此,必须切实地依据整合、协同的治理思维,甄别和界分不同的政府职能及其实现方式,由此准确和有效地释放动能,使得社会组织能够在其担当的活动内容上以更富有承接性和接纳度的方式加以开展,并且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撑。具体而言可能有以下三点借鉴: 第一,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适宜将基础行政职能及其协助实施予以相应统合,避免下到社区再行重复繁复的低效劳动。对于可以复合式的履职活动,应当在综合执法改革的推进中结合其重心下移,进行统编,改变仅仅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本部门线性传递,搭建执法职责和人员的横向集成平台与响应机制,由此避免在社区治理中行政活动的堆积和反复。第二,政府在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等方面的职能予以保留和加强的同时,应当将可以由社区自主、自治和能够社会化的事项在赋予居民自治组织判断权、选择权和决定权的过程中予以让渡,使之担负统筹协调和选择适用的职能。否则,如果过重、过细的政府管制向着以社区自治为依托的社区治理的转变。仅仅是政府对上述面向社会组织的释出,而忽视对于社区自治组织的组织机制与应有地位的健全,则将始终难以扶植和增进社区自治的行为能力,而空有其所谓的权利能力。也难以实现由此前过重、过细的政府管制向着以社区自治为依托的社区治理的转变。第三,政府在还原社区治理的作为空间的同时,不应撤出应有的制度资源、财政资源、社会资源的支撑、跟进和保障,毕竟在实质上,基层自治、社区治理均具有公共治理的属性和本质,不能因为其特定的层次和空间属性而区隔于社会公共治理之外。这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行政契约或绩效评价等吸纳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和实现社区治理的正当性、必要性的基础。

  ( 二) 搭建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之间的有效协同机制

  现代社会的城市基层自治是在治理中得以存活和发展的,社会力量的参与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必要条件。社区自治和基层治理是一体两面的,自治是其相对政府治理的政治属性表达; 治理是其依存社会的公共属性所在。有些台湾学者的研究发现,虽然邻里行政组织与社区发展协会成立__的法令依据、组织形态、经费来源不同,但其辖区范围、参与成员、办理事务极为接近,因此相互作用叠加。而这种重合在共同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上是必然的,尽管在形成合力的指向和过程上可能产生或者自行其是、或者冲突对立。这不是社会组织功能定位的规范问题,而是其角色实现的操作问题。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村里与社区发展协会组织关系模式有着相互对立型、互不干涉型、选择合作型、相互合作型。再有学者认为,台湾的乡村治理表现为”自治”与”行政”的双轨制,体现出明显的多元治理特征,不仅强调政府的力量,也注重调动社会参与,发挥农民协会、社团组织及志愿者组织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台湾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以半官方”里组织”、社区发展协会和官方力量为主体的”三角形”结构。我们认为,以上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村里的自治性质,或社区发展协会的职能角色。不过由台湾地区里长的协调角色、诸种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在维系治理运转有序化上的重要性等上述情形提出警示,即在治理和自治二者之间是耦合关系的,既不能脱离社区居民予以社会化的治理、又不能脱离治理而搞封闭化的自治。在哪怕基层的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治理的协同性、自治的导控主体或主要治理主体的协同能力及其制度保障,确属重要,否则协同将难以实现,治理将陷于耗损。所幸大陆党政总揽格局和统筹能力是最为牢靠的基础,在此之上,助推社区组织、福利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的良性发育并辅之以政府购买服务、委托代理等的资源注入方式,使之逐步具有较强的社会服务能力和建构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关系,将是社区治理活跃并富有成效的关键选项。

  ( 三) 切实增进社区治理立法的制度供给与引领作用

  社区自治立法的不断完善是规范和保障社区治理坚实开展的制度条件。两相比较,在法制的层面与实效上,在大陆社区治理的政策导引和实践尝试尽管有着其在转型时期的必然性和先行性,但同样映现出基层群众自治即社区自治立法的滞后及其变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居民自治领域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三部,即宪法之下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较早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物业管理条例》,再者即《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和全国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虽然《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居委会的法律地位、设立以及内部机构和管理方式都做出了规定,但大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或者缺少程序性的规定使法律难于实施。二十多年来,各地方虽然出台了许多《实施办法》等作为开展居民自治的直接规定,试图弥补这一法律空缺,但是仍有缺憾。近些年来,大陆民政部门不断酝酿《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 123 名代表提出4 件议案,建议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曾列入国务院2012 年立法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曾经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6年3 月,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东关街道东方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红梅等诸多代表建议修改该法。2015 年6 月,由国务院作为提请审议机关或牵头起草单位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修改) 列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项目”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 26 件) “之一。我们认为,应当立足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居委会的复合功能定位和自治主体角色,并就其权利义务、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行为规范进行重构。在其中将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界定为”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毕竟,制度资源是主体要素、权能要素、文化要素等活化统一、衔接统合和动态磨合的共识基础与总体保证。相较台湾地区社区治理的制度化、自立化程度,《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越发紧迫。

  综上,借鉴台湾地区社区发展、社区治理在政府定位、社区组织结构以及社区居民参与监督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认为,要在实践基础上,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立法供给的引领、规范与保障前提下,以台湾地区等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镜鉴,第一,坚持基层群众自治的理念、方向与原则,汲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的思维和方法,以界分居民委员会与基层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权能、职责关系为突破口,梳理调整政府与居民委员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第二,明确居民委员会开展居民自治、公共事业和公益服务的权利义务内容,把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会议之间的决策、执行与监督关系、居委会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关系作为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重要内容,构建在党委领导统揽之下清晰健全的运行机制。第三,固本强基,在社区居民个体化或家庭式的权益及其知情、参与、表达、决定和监督的权利实现程序方式上予以细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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