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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毛泽东民兵思想的发展与内涵

来源:beat365官网 2016-11-25

  民兵是不脱离生产劳动的人民自卫军,是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是中国民兵事业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他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大办民兵师”和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方略,加强民兵工作和民兵制度建设,创立了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中国特色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建构了毛泽东民兵思想,使中国民兵发展壮大,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民兵思想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当前加强民兵工作和预备役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民兵思想的基本要义和形成发展过程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演绎发展出”人民战争””大办民兵师”和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民兵思想。他认为,民兵是人民的重要代表,是不穿军装、”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的群众武装组《毛泽东选集》,是中国特色人民武装力量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非常重视民兵工作和民兵组织制度建设,深刻阐述了军队与民众(涵盖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民兵思想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落实,是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民兵思想开始萌芽。这一时期毛泽东民兵思想主要孕育于农民运动之中,民兵组织形式主要是赤卫队、自卫队等,主要斗争内容是打倒地主、土豪劣绅,分田地。他充分肯定和盛赞农民运动”好得很”,痛斥”糟得很”的反动论调,为波澜壮阔、迅猛发展的农民革命运动而欢欣鼓舞。他指出:”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他们共力打倒封建势力,做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建树了”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民兵思想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工农暴动队、赤卫队、梭镖队、少年先锋队等,他们主要与地主、土豪劣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并配合红军作战,开展土地斗争,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描绘了广大农民和民兵开展土地斗争的壮丽情景,指出:”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并配合红军作战;”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他们”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民兵思想基本形成。民兵组织体制基本确立,其标志是”民兵”概念已具雏形,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民兵队伍。这时期民兵组织主要是自卫军、敌后武工队、游击队、纠察队、锄奸队、支前运输队、抗日青年先锋队等,他们与日寇、伪军、地主恶霸顽强斗争,分散流动,游击作战。他们动员参军、运送军粮枪弹、开展袭击和爆炸、侦察敌情、清除奸细、护送伤病员、优待军属,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以各种灵活多样的战法痛击日伪反动势力。1941 年11 月7 日,毛泽东签署的《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规定:在抗日根据地,凡16 岁至55 岁者,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均应登记,编为一般自卫队员或妇女自卫队员。

  不久,他又指示,自卫队和民兵成分应以贫农、雇农、中农为骨干,但不拒绝其他成分诸如抗日地主、富农子弟参加;民兵应成为群众日常生活利益的保护者,但不能因此使其成为反对地主和上层分子的阶级斗争的工具,相反地要吸收中间阶级上层分子协助民兵工作。他认为,不认识民兵的全民性和其在抗日民族斗争中的作用,必变成工农突出、失掉农村各阶层的支援,则孤立必败;同时不认识民兵的阶级骨干,造成品类复杂,又有为反动分子所窃据的危险。这两者的清楚辨别,是领导民兵工作的基本原则。1945 年4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报告时指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在报告中,他《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6、67 页。 强调,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广大民兵”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或”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他们”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从事生产自给”,组织开展灭蝗、治水、救灾的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民兵思想得到长足发展。这时期民兵组织主要是自卫军、保家保田队、生产互助队、支前运输队、土改工作队、治安队、减租减息工作队等,开展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支前参军参战、反蒋建国保卫后方、协助剿匪斗争。这一时期,毛泽东制定了充分发挥政治动员优势、全面皆兵的战略,鼓动广大农民、人民军队和民兵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开展保田保家乡斗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1946 年6 月至1947 年6 月,踊跃参军的民兵达60 多万人,使人民解放军由127 万人增加到195 万人,支前农民6000 多万人。仅三大战役,战区农民和民兵积极支前,共提供590 万个民工,粮食95 亿斤,担架10.8 万副,牲口100 多万头,大小车辆83.47 万辆,解放区青壮年参军达100 万人,兵民比例达到1:1、1:2 甚至1:3。其中,淮海战役动员16.8 万民兵参军,支前民工达150万人,运粮达4.3 亿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民兵思想逐步发展完善。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自卫队、保家队、治安队等民兵组织,开展发展经济、联防抗匪、维护社会治安工作,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革命胜利成果。1952 年12 月1 日,毛泽东签署《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二年回乡转业建设人员处理办法的决定》指出:”为着加强国防力量和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在保留一定基干和减少现役人员的原则下,必须抽出大批人员转入建设,以加强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生产建设,并参加组训民兵的工作,以便积蓄力量奠定今后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的基础。这是我军当前的中心工作。”这里,毛泽东着意把经济建设与组训民兵的工作、实行义务兵役制有机结合起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要求正式组建基干民兵,大办民兵师,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指导方针,使民兵工作获得组织、政治、军事保障,把民兵建设成为文明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我国民兵发展到一亿多人。

  二、加强民兵制度建设,建构中国特色的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毛泽东关于实行人民战争,加强民兵制度建设,建构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思考和实践,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

  (一)重视民兵制度建设。加强民兵组织

  建设,建立完善民兵制度,是毛泽东历来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特点和发展形势,力行建立群众武装,保卫和巩固红色政权。他领导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编设军事部,专门负责人民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抗战时期,自卫军是民兵的主要组织形式,民兵制度是抗日自卫军制度。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肯定了民兵和自卫军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这是抗日战争中使全体人民军事化的一种优良制度,游击队有了他们能得到大大的助力,正规军有了他们能得到民力的补充。这”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1949 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民兵和预备役制度,党中央和毛泽东仍然把民兵制度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基础来对待。1954 年8 月,我们党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630 页。《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48 页。 出了《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强调:民兵制度必须保留绝不能取消,而从巩固农村治安的意义上来说,还必须适当加强。因实行义务兵役制或认为天下太平无事,而取消民兵或放松对民兵的领导,都是错误的。1964 年8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地方党委要管军事、管民兵,不能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在他关怀下,民兵制度成为我国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逐步建立完善了”党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党委、政府和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实行双重领导”的制度。

  (二)从实际出发,建构中国特色的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红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毛泽东指出: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民兵、地方军”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各革命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正规红军、地方军、工农暴动队、赤卫队、战斗预备队互相配合的战力格局,广大民兵和农民组织担架队、运输队、通讯队、战地宣传队等战勤队伍,并成立了以民兵为主要群众武装力量的统一指挥机构,初步形成了当时条件下主力红军与民兵相结合的军事战略体制。他说,红军与民兵的真正结合,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奇观。在苏区,民兵和地方武装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一,积极配合主力红军阻击或迟滞敌人,掩护红军集中主力作战或退却。第二,直接参战,配合红军消灭敌人。第三,牵制和调动敌人,诱敌深入,为主力红军歼敌创造战机。第二次反”围剿”第一仗就是由地方部队和民兵牵制各路敌军,掩护红军主力围歼敌主力第28 师。第三次反”围剿”,地方部队和民兵配合部分红军牵制敌军一、二路军,保证红军主力抓住战机,迎歼强敌第三路军。第四,破坏敌军交通线,配合红军打敌后方,使敌处于惶恐不安、疲惫不堪、难以长期作战的状态,显示了地方军、__民兵的英武神威。他说:赤卫队、暴动队、梭镖队、少年先锋队等民兵组织”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1927 年至1937 年,全国十多个苏区的民兵发展到300 多万人,十倍于当时主力红军,成为当时配合和支持红军斗争的重要革命力量。

  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实行正规军、地方军和游击队、民兵三结合。毛泽东指出:”在有广大的正规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行动”。”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抗日战争中,民兵、自卫军、青年抗日先锋队等成为重要的民众武装力量,他们配合正规军作战和扰袭日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民兵和自卫军是正规军的后备力量,是支前的主力军,他们人数多,分布广,又熟悉当地的地理、气候、环境,便于开展游击战。在战斗中,他们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乡自为战,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竹钉战、周旋战等各种巧妙战法,到处开花袭击日寇、重创伪军。据不完全统计,敌后抗日根据地民兵、自卫军、青年抗日先锋队迅猛发展,到1945 年4 月,八路军、新四军等正规军共91 万人,民兵227 万人,人民自卫军1000 多万人,民兵、自卫军共参战174 万人次,作战29.6 万次,歼敌日伪军10.6 万人,缴获各种轻重武器数以万计。这真正是全民皆兵,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9 页。 《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435 页。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83 页。

  三是解放战争时期实行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这时期,各解放区大力发展地方军和民兵,积极扩编野战军,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和游击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1945 年12 月,毛泽东部署翌年解放区工作时指示加紧生产和练兵,指出:”各解放区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而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各地民兵,须按目前条件,重新组织”,积极发展生产、参军支前和配合野战军、地方军作战。1946 年10 月,毛泽东总结道:”三个月经验证明:凡民兵、游击队、武装工作队等地方武装组织得好的地方,虽然被敌人暂时占领许多的点线,我们仍能控制广大的乡村。凡地方武装薄弱和领导不好的地方,就给敌人以很大的便利。”他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益,打击反动派活动”。到解放战争后期,民兵发展到550 多万人,成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

  四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行人民防卫建设,立足打人民战争。20 世纪60 年代,毛泽东多次强调全国人民务必做好反侵略战争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战略准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在他的指导下,人民防卫建设渐起高潮,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适应工农业生产建设需要,民兵大量改造地形,修筑沟壕渠网,建构了打防结合、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人民防卫体系,初步形成了以铁路、公路运输为主,以空运、水运和管道运输为辅的纵横交错的现代国防交通运输网络。1950 年秋,全国战斗英雄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43 名民兵被授予光荣称号。民兵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抵御外来侵略、捍卫主权安全的艰难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到1953 年,我国民兵发展到4000多万人,约占当时农村人口的8%。抗美援朝,全国147 万民兵参加志愿军,81 万民兵参战支前,其中随军入朝支前的民兵达21 万人。在历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数以万计的民兵勇敢参战支前,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击一切侵略者,捍卫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了国防,维护了我国主权安全。

  三、创造性地提出”大办民兵师”、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导方针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科学分析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提出”大办民兵师”、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方略,为加强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民兵工作,维护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根本指导。

  (一)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建立健全全面防御型战争动员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人民战争的历史经验和国情实际,毛泽东提出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建立健全全面防御型战争动员体制,把战争动员工作纳入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在增强国民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我军反侵略战争的能力和水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比如,苏联在中蒙、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威胁我国边境安全。毛泽东告诫全党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他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努力,争取和平发展很有希望,”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这为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加强军队建设、民兵和预备役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1953 年至1957 年,我国逐步建立起各级各部门的战前动员体系。1958年至1963 年,我国实行经济调整,”平战结合、《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军民结合”的动员体制放缓。1964 年以后,这一体制走上正规有序、健康发展的道路,有力推进了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民兵工作发展,确保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稳定发展。

  (二)提出”大办民兵师”的方略,建设现代化军队和强大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维护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了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提出”大办民兵师”的方略。1958 年,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扬言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大陆。为应对局势变化,《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同年9 月30 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同日,他还同吴冷西谈话,说:”这次外出巡视,看到各地群众干劲很大,尤其是大办钢铁,大办民兵。”同年12 月9 日下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又谈到民兵问题,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整风,二是官长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到1958 年底,全国民兵达2.2 亿人,5000 多个民兵师、4000 多个民兵团。1960 年5 月3 日下午,毛泽东在济南会见拉丁美洲和非洲14 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时,推介了我国民兵的优势和力量,说:”美国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子弹,所以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民兵,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

  民兵组织既是军事组织,也是生产劳动组织、教育学习组织、体育组织。在平时,__民兵带头生产劳动,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秩序;在战时,作为补充人民解放军的兵员基础和配合作战的得力助手,建构了现代化人民军队与强大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中国独创的这种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劳武结合的民兵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防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任何企图来犯之敌造成不可低估的震摄作用。1958 年国庆阅兵,当首都民兵师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毛泽东对来华参加国庆观礼的赫鲁晓夫说:我们有一亿多民兵。赫鲁晓夫听后震惊不已。1960 年8 月,胡志明访华,称赞”现在,中国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人口越来越多,军力强大起来,民兵就有好几千万,这就更有可能要压倒西方了”。对此,毛泽东阐明了中国民兵的自卫性质,说:”我们的民兵是自卫的,就是我们的正规军,也是保卫国防的、用来防御的武装。”

  ( 三) 提出民兵工作” 三落实” 思想。1962 年6 月18 日,毛泽东视察湖北,在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工作汇报时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思想。他指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次日,他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谈话时进一步阐述了民兵工作”三落实”要义,指出:”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要组织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就能集合起来。” 1964 年6 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观看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汇报表演,看到山东民兵代表精彩的射击技能,毛泽东高兴地赞扬了民兵的优秀军事素养。看了汇报表演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的会议上谈到军事问题时又强调民兵工作”三落实”思想,指出:”各大区、各省要作计划,包括民兵、修械厂、军工厂等。各省要搞民兵,要搞地方部队,省、地、县都要搞。””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毛泽东年谱(1949—197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107 页。 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组织,就是有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有兵有官,现在还不落实。政治,就是要做政治工作。” 1969 年,鉴于国际局势和中苏边境紧张情形,他提出”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还是要靠人民战争,靠民兵,要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为了贯彻落实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1970 年8 月,中央军委主持召开了全军民兵工作座谈会,对加强民兵工作和民兵制度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并以县为单位组建了民兵独立营、团。”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指示,凡冲击、阻碍、破坏民兵工作和民兵组织的错误行为,坚决抵制并严惩之。广大民兵与人民解放军、武警和公安干警一道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作出了重大贡献。1973 年后,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民兵武装基干团,民兵工作得到长足发展。

  (四)实行全民办国防。全民办国防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民兵思想的重要内容。1950 年9 月,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祝词时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在毛泽东看来,实行全民办国防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提高军队和民兵的国防安全能力和水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对和平的环境易于使人淡薄国防安全意识,滋长麻痹思想,疏忽国防建设。毛泽东多次发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树立居安思危、爱国卫国、拥军爱民的风气,激发全民增强国防建设、国防安全的精神。

  二是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科学阐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或转折关头,大力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由此来统一全党乃至全社会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走向的认识。王蒙在中学时代曾读过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感到此书”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演进及其内在逻辑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社会建设问题均给予了高度关注,其思想主张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并逐渐丰富的过程。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演进的历程和规律进行深入探讨,这对于系统总结我们党社会建设思想的发展脉络,准确把握社会建设的发展大势,有着不可置疑的重要作用。

  一局部实践中毛泽东关于社会建设思想主张的提出

  尽管毛泽东在年青时对现阶段界定的社会建设范围内的一些问题投射了关注的目光,但关于社会建设思想主张的真正萌生及成型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性社会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同时还就如何围绕革命战争中心任务来展开社会建设进行了理论思考。

  (一)充分重视群众团体的建设,在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动中广泛动员群众力量

  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认识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指出:”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土地革命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推广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密切苏维埃政权与群众团体的关系,”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乡级苏维埃政权,要加紧对于各种群众团体的”注意与帮助,依靠他们的努力去动员广大群众完成各种革命工作”。同时,毛泽东在主持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建设决议案》中强调,在多种多样的群众团体中,尤要发挥工会、贫农团的作用,指出:”工会是工人群众的共产主义学校,是使苏维埃与广大工人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并供给苏维埃以大批领导干部的组织。大会责成各级苏维埃与工会取得比以前更加密切的联系。同时,对于贫农团,苏维埃必须加以有力的帮助,健全其村乡组织,吸收广大贫农群众来扩大贫农团会员数量。”

  进入到抗日战争以后,由于民族矛盾更为突出,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反映在抗日根据地社会建设的方针政策上,必须注重调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分歧、对立与冲突。为此,在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动中,必须通过社会组织建设把各阶级、阶层的人们聚集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周围,以整合一切抗战资源。毛泽东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强调:”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要结好团体,结好各种各样的团体,从小团队到大团队,以小团体结成大团体,齐整心意,集合力量,来进行伟大的斗争。”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指出,各方面的群众团体都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拥有将近二千万职工大军中组织起来的太少,”除了破坏分子及资本家外,一切职工,即使政治上落后的人,即使国民党工会的工作人员,只要有改造可能的,都应包括在工会组织之内”。毛泽东在1949年1月发出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指示中,更是明确要求,1949年的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均应取得比1948年更好的成绩。

  (二)充分关注民生问题的解决,在革命战争的推进中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关注民生,是毛泽东在社会建设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把关心群众生活提高到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高度,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在1940年代解读革命的三民主义时,毛泽东将民生与民权紧密地联结起来,提出要实行民生主义,就必须改良人民生活,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实施使各界人民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他认为,在陕甘宁边区,人民权利的几个重要部分已经实现,但教育权、老病保养权、休息权等才刚刚开始。为此,毛泽东明确要求,依据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条件,改良民生,”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毛泽东指出,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改良民生,尤应从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与愚昧和疾病状况作斗争。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的落后,是当时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生活中的突出难题,毛泽东在论述时还用到了”一大仇敌”、”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等字眼,并经常将贫穷、愚昧与疾病相提并论。为改变医疗卫生落后的状况,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写就的《长冈乡调查》中发出号召:”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在《论联合政府》中,则把”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作为联合政府施政的一般纲领。为改变教育落后的状况,毛泽东明确将推行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作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要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普及国民教育,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在《论联合政府》中更是明确强调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二是开展赈灾救济工作。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发现,该乡苏维埃能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情况,从实际需要出发进行有区别的具体的募捐救济,有捐钱救济的,也有发米救济的。他向中央苏区推介了长冈乡这一典型,指出:”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的情形下,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是值得赞扬的。”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针对该区受战争和灾荒影响甚大的状况,不仅提出要把”奖励移民”作为陕甘宁边区农业政策的重点,而且提出要及时做好救济工作,强调”陕甘宁边区出现灾荒,都是严重的问题,必须用大力解决”。在解放战争期间,各解放区有许多灾民、难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毛泽东强调要切实做好救济工作,”救济之法,除政府所设各项办法外,主要应依靠群众互助去解决。此种互助救济,应由党政鼓励群众组织之”。三是探索劳动保障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政府成立了劳动人民委员会,下设劳动保护局、失业工人介绍局、社会保障局;制定并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对雇佣手续、劳动合同、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工资、女工青工及童工、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劳资冲突等作出了比较详尽的规定。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还明确强调:”必须充分执行劳动法,把劳动法的每一条文解释给广大工人群众听。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最低工资的规定,是保证工人利益的中心与起码的部分。……必须对于失业工人实行具体的与及时的救济,失业救济委员会必须在一切有失业工人的地方组织起来。”

  (三)革除积弊与倡导新风双管齐下,为人民群众着力创造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

  为荡涤数千年封建社会所沉淀的污泥浊水,革除积弊,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改造社会的行动,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查禁烟赌。1932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训令中强调:”在今年秋收后,全苏区要严禁再有任何一地种植鸦片的事实发生。”为此,苏区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布了《为多种杂粮禁种毒品事》,从反毒害和扩种粮食作物两方面,申述了禁种鸦片的理由。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领导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陕甘宁查缉毒品办法》,明确要求所有民众严禁种植鸦片烟苗,严禁贩卖或吸食烟毒。

  二是改造流民。制定改造流民的政策,是社会改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毛泽东所调查过的寻乌城,竟有不工不农不商不学,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充当打手的无业游民(时称流氓)达270人之多,占全城人口的10%。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通过《流氓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党的总策略应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与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

  三是破除封建迷信。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动员群众帮助政府消灭、惩戒一切封建迷信的组织与活动,并运用专政手段打击、取缔影响很坏的迷信头子和迷信活动。毛泽东还签署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利用宗教迷信,煽惑居民破坏苏维埃及其法令者处死刑。”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着力倡导新风,以推动社会变革。除在党群关系方面倡导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外,在全社会注重推动两个平等:

  一是推动男女平等。1931年11月,毛泽东等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明确规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依据男女平等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1945年4月,毛泽东将男女平等贯穿于青年、妇女、儿童利益保护之中,提出:”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

  二是推动民族平等。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则进一步强调要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

  二全面启航中毛泽东关于社会建设总体分析的展开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末,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社会业已发生显著的变革,社会建设也全面拉开了帷幕。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探索中,毛泽东关于社会建设的思考开始产生质的飞跃,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的推出,标志着毛泽东业已从总体上展开对社会建设问题的分析,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有代表性的理论结晶。(一)在不断化解矛盾中理顺社会关系,注重激发社会活力社会关系作为人们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它是一定的社会结构的产物或投射。理顺社会关系,在促进社会和谐、激发社会活力中作用甚大,也无可置疑地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对此所作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创立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并将社会矛盾分析与社会关系、社会活力问题联结在一起,由此开创了社会建设研究的新格局。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前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复杂多样的矛盾,其中尽管还存在敌我矛盾,但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十大关系,指出这十大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为理顺社会关系,毛泽东针对各个领域人民内部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主要有:在解决政治思想上的矛盾时,要采取民主的方法,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强调,采用民主的方法去不断解决客观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化解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也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突出表现。”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为此,毛泽东一再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人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他于1951年5月16日转发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采取平等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方针。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毛泽东在1950年6月写就的《不要四面出击》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1951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拥护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时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以及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们自觉自愿地去进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强迫地去进行,而由汉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员生硬地强制地去进行,那就只会引起民族反感,达不到改革的目的。”毛泽东一再强调,无论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处理这一矛盾时,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民族隔阂还未基本消除的地方则大民族主义还是严重地存在,不能说只是残余”。为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推进民族平等,除了”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外,”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在处理利益关系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强调,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都必须处理适当,注意调节三者之间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在处理好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国主要的社会成员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对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来说,”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对我国这样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来说,”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

  (二)在统筹兼顾中发展社会事业,努力提高民生保障

  在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为发展社会事业,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明确提出:”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正是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最大限度地集中了社会资源,为新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必要民生保障。

  第一,统筹考虑就业和失业问题。针对农村劳动力数量较多,特别是合作化后不少地方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多余劳动力的出路主要在农村,关键在于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对许多地方农村来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经营的部门增多,劳动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张,劳动力还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毛泽东在推介湘阴县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的经验时强调,农村副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对城市中的失业人员,也有一个”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的问题,比如将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失业人员迁移到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去。

  第二,团结中西医,做到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相结合。首先,对中西医相结合问题,毛泽东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在1950年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时毛泽东就发出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时,明确提出:如果说中国有东西贡献给世界的话,中医就是一项,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之科学化,”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1954年7月,毛泽东就中医工作作出进一步的指示,并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予以传达,指出:”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工作。””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其次,对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相结合问题,毛泽东多次给予了强调。早在1951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必须重视卫生、__防疫和医疗工作”的通知,强调:”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在防治疫病方面,针对1952年春华北疫病暴发的情况,提出召开全国防疫会议,并在1955年12月发出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包括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在卫生工作方面,1957年10月明确提出要开展”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讲卫生”的运动,提出除四害的基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第三,教育要作出全面安排,实现”多条腿走路”。毛泽东强调发展教育一定要有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以及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等;对于农村文盲人数甚多的状况,提出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扫除文盲。毛泽东强调,农村教育要重在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依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提出农村办教育除了依靠国家办学这一条”腿”外,还要依靠群众办学的另一条”腿”。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应允许那些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规的小学存在。用多种多样办法办学,不强求一律。”1957年3月,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办戴帽中学是个好办法,有条件的可以多戴一点;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社办和民办学校,有条件的都可以办。

  第四,统一筹划社会保障各项工作。在社会救济方面,毛泽东于1950年6月就强调:”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同年9月,毛泽东还就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弄清失业工人的数量。1957年1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都要管起来,”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为此,人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城乡社会救济对象、救济办法、救济标准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社会福利方面,毛泽东在城市业已形成民政社会福利和单位体制下的集体福利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农村要建立起由集体组织负责的、面向孤老残幼群体提供统包统管的”五保”制度,指出在农村有”百分十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1956年1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并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下发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31条明确规定:”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__都有指靠。”关于社会保险,在毛泽东的重视下得到较快的推进。1952年2月即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1月予以修正,到1956年养老保险范围即扩展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以及农村孤寡老人。国家工作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于1952年6月得到建立;少部分农村地区也开始探索建立互济共助性的初级集体医疗保健制度,1956年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就首次赋予了集体经济组织介入农村社会成员疾病医疗的职责。

  手”。可见,社会发展史不仅在思想理论界居统摄地位,而且积淀入普通中国人政治常识深处,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历史观,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王蒙:《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 年版, 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取景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发展史所描述的社会发展规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并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主张的一个基本理据,也是党的政策赢得人心、占据历史发展规律制高点的一个重要法宝。而这也应是毛泽东多次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深层考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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